自由主义曾被视为现代文明的胜利果实，然而近年来民主国家普遍陷入困境：贫富悬殊拉大、政治极化对立、社会信任流失，甚至出现民粹与威权回潮。更令人警醒的是，在数字时代，当机构与民众掌握着极不对等的信息，当个人隐私在大数据监控下荡然无存，自由的根基正在被技术权力悄然侵蚀。这种新型的数字极权威胁，让传统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显得力不从心。 美国政治哲学家帕特里克·迪宁在《自由主义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认为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使其衰亡的根源。他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广泛的反思：自由主义在历史演变中埋下了自身失败的种子。然而，传统自由主义陷入困境之际，一场由加密技术驱动的新自由实验正在兴起——密码朋克们试图用算法和代码重新定义权力边界，为个人隐私筑起技术壁垒，在数字空间中开辟自由的新疆域。 本文将基于历史视角，探讨自由主义的兴起、分化及其内在矛盾，并审视加密技术如何为自由理念的重生提供可能。 ## 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作为一种美德的自由 1305年的伦敦，苏格兰起义领袖威廉·华莱士被处决押赴刑场。《勇敢的心》电影中，受刑前的华莱士忍受拷问，最后一刻高喊出震撼人心的一声：「自由！」这一幕让人感觉「自由」仿佛是一个古今相通的普世理念。然而事实上，「自由」在古代和现代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涵义。正如19世纪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本杰明·康斯坦所指出的：古代人的自由主要是一种政治共同体的自由，而现代人所珍视的个人自由在古典时代并不存在。 在古典时代的城邦共和国，「自由」首先意味着集体自治与公民美德。一位雅典公民的自由，体现在他有权参与城邦政治、公开辩论并服从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同时他也承担着保卫城邦的义务，以勇武和美德换取共同体的独立与荣耀。古希腊语的"ἐλευθερία"（自由）更多指向「不受奴役」的状态——一个城邦拒绝臣服于外邦暴君，其公民得以自行治理。这种自由带有浓厚的「积极自由」色彩——自由意味着参与公共生活、实现政治美德，而非现代所谓个体任意不受干涉的权利。 中世纪时期，经历了帝国瓦解与封建割据，人们对自由有了新的体验。在农奴制下，农奴缺乏人身自由，属于领主财产；但随着城市和行会的兴起，一种改变命运的机会出现了：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并居住满一年零一天，便可获得自由民身份。这正是德国传诵的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的由来。这些中世纪自由市的兴起不仅让许多下层人民第一次尝到了人格独立的自由滋味，也成为日后现代商业社会的雏形。在自由市中，人们的关系更多建立在自愿的经济往来而非封建义务上，传统封君关系的政治羁绊逐渐淡化。 中世纪后期自由市和普通法等制度的出现，带有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特质。很多社会秩序「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但非人类有意的设计」。后来的自由主义哲人哈耶克尤其推崇这种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自由市场通过无形之手实现供需调节。以及英格兰普通法通过习惯判例积累形成法律框架，而非由任何统治者从上而下制定。这些自由秩序的原型，为近代自由主义的诞生提供了文化土壤：人们开始相信，秩序与繁荣可以在没有绝对权威干预的情况下自主地涌现出来。 ## 自由主义1.0：保守主义之路 17至18世纪，启蒙运动带来「天赋人权」与社会契约观念，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逐渐成形。它强调个人拥有先于国家的权利，政府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应当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带有相当的保守气质：古典自由主义者如洛克、孟德斯鸠强调以法治和分权来限制政府，避免暴政——这种对于传统权利的坚守本身带有保守维稳的用意。18世纪末的英国保守思想家爱德蒙·柏克也拥护自由，但主张自由必须结合传统、美德与宗教信仰来运作。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深刻重塑了自由主义的面貌。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19世纪的乐观主义，让人们意识到工业文明和民族国家构成的帝国体系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毁灭。战后的威尔逊主义试图通过国际联盟和民族自决来巩固自由民主，但很快被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崛起所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将自由主义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头——面对纳粹极权和苏联扩张，西方不得不在罗斯福新政和福利国家的框架下重新定义自由主义，承认政府在保障经济安全和社会公正方面的积极作用。 冷战时期，自由主义在与共产主义的对抗中进一步演化。在西方阵营内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和福利国家模式一度占据主流，这种「嵌入式自由主义」试图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之间取得平衡。但到了1970年代，滞胀危机动摇了这一共识。里根和撒切尔领导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强调小政府、私有化和解除管制，试图重拾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对计划经济的预言性警告，因苏联解体而广受赞誉；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的货币主义政策，被多国政府奉为宏观调控指南。 然而，迪宁等学者提醒我们，这股自由市场至上的右翼自由主义也埋下了问题的种子：过度强调个人逐利和市场逻辑，导致社区联系断裂、传统价值衰退。美国高度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社会氛围，正是几十年市场至上理念与中央集权政府双向作用的结果。自由经济带来繁荣的同时，也让人们彼此更孤立，转而依赖扩张的国家权力作为补偿。自由主义看似倡导小政府，但现实中往往演变出既强调个人自主又仰赖大政府干预的矛盾格局。 ## 自由主义2.0：进步主义的掘进与反噬 二十世纪中叶，自由主义阵营诞生了许多伟大的进步事业：民权运动推翻种族隔离、女权运动争取两性平等、反战运动呼吁和平。这些运动以扩大个人权利和社会公正为目标，最初都立基于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然而进入后现代时代后，某些左翼理论走向了极端，开始质疑甚至否定启蒙理性和普世价值本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西方知识分子（如法兰克福学派）将批判视角转向文化领域，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意识形态、通俗文化、语言和价值观来巩固统治阶级的权力。赫伯特·马尔库塞在1965年的文章《压抑性宽容》（*Repressive Tolerance*)中提出，为了达成真正的解放，社会应对维护现状的主流观点实行「不宽容」，而对进步的少数派声音给予「积极宽容」。这种对自由的悖论性主张——即为了最终的自由必须暂时限制某些自由——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新左派运动。 到20世纪末，一系列「批判理论」开始在美国大学盛行，包括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激进种族理论、交叉性理论等。这些理论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强调知识与真理不过是权力的产物，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可还原为权力压迫的叙事。在这样的思潮下，「真理」被视为相对的、主观的，剩下的只有关于种族、性别、性向等身份群体的不同「叙事」。 这种「后现代批判理论」最终孵化出了所谓「社会正义」或「觉醒」文化。在此运动的眼光里，社会被看作交织的压迫体系，权力被视为零和博弈。如果有人拒绝将自己只是视为某个群体的成员，而强调自身的独立人格，反而会被视为对群体利益的背叛。 新兴的进步主义激进运动发起了对许多传统自由原则的质疑。言论自由曾被视为自由民主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石，现在却被认为只是强者用来传播仇恨的遮羞布。一些大学校园出现了学生围堵演讲者的事件，教师在课堂上一句无心之言可能导致其丢掉饭碗。在这股极端进步风潮中，个体权利和程序正义常被视为可以让位的次要事项。当前风行的「取消文化」、「身份认同政治」等现象，正是一种对自由主义传统的背离。它让曾高举言论自由、个人权利的左翼，自相矛盾地变成训诫别人应当如何言行的道德警察。 自由主义2.0版的进步主义初衷在于扩大自由与平等，但在现实中却日益表现出一种对自由的矛盾态度：为了实现平等和正义，可以暂时「不自由」。当越来越多的人因不满政治正确而倒向民粹或保守，整个自由民主的制度也就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 加密技术与自由的重生：从隐私权到新共同体 2010年，维基解密（WikiLeaks）连续公布了数十万份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引发全球哗然。创办人朱利安·亚桑奇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自由实验：「密码朋克」实践。他和同道者相信，在当代数字技术加持下，可以开创出一种超越传统国家主权的新自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信息自由流动，权力被强制透明，而个人隐私则因密码技术而牢不可破——「弱者享有隐私，强者必须透明」。 这种新型的自由实践之所以紧迫，是因为数字时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不对等。当政府和大型科技公司掌握着海量个人数据，当算法可以预测和操纵个人行为，当社交媒体成为监控和审查的工具，传统自由主义所依赖的制度制衡已经失效。正如亚桑奇在《密码朋克》一书中警告的：人类正面临一个「后现代监控反乌托邦」的风险——除顶尖技术高手外无人能逃脱的全球监控网。 密码技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抵抗路径。它不依赖政治制度或法律保护，而是通过数学和算法直接赋权个人。这种技术赋权与传统自由主义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一方面，它延续了古典自由主义挑战强权、保护个人权利的精神；另一方面，它也呼应了进步自由主义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的关切——通过保护异见者、举报人和边缘群体的通信安全，让沉默者能够发声。 更重要的是，加密技术正在催生新型的自治共同体。比特币的发明证明：即使在没有中央银行或政府担保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基于密码学建立一套可靠的货币体系。随后诞生的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让人们看到了构建「加密社会」的可能性：未来的社群可以通过代币激励和算法治理来运行，而不依赖传统科层官僚。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等实验，都在探索基于自愿和契约组成自治共同体的新模式。 这些加密实验与自由主义传统的关系值得深思。它们既不是简单的自由主义1.0的复归——因为它们拥抱技术创新而非传统权威；也不是自由主义2.0的延续——因为它们强调个人主权而非集体身份政治。相反，它们似乎在寻求一种综合：既保护个人自由，又建立新型共同体；既反对中心化权力，又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协作；既继承启蒙理性（相信密码学的客观性），又具有后现代的解构精神（挑战民族国家的垄断）。 当然，密码技术和网络社会并非自由的万灵丹。技术本身是双刃剑：它既能用来对抗极权，也能被极权所用。网络空间的无政府状态可能带来新的混乱——虚拟货币诈骗、黑客攻击等问题都需要自由社会去探索应对之道。在相当长时期内，传统国家体制和新兴加密社群将是此消彼长、并行共存的关系。 ## 结语：自由的涅槃与重生 自由主义的历史是一部兴亡交替的长篇叙事。从古代城邦的集体自由，到中世纪城市的自治权利；从启蒙时代的自由宪章，到现代社会的自由困局；从街头广场争民主的人民，到网络空间争隐私的新公民——对自由的追求从未停止。自由主义塑造了近代世界，同时也在自身内部分裂出保守与进步两种路径，留下丰富又矛盾的遗产。 当前自由民主制度面临的种种挑战，不仅是外部威权势力的进逼，更是内部价值失衡的反噬。自由主义释放了人的潜能，也打破了维系社群的传统框架；它高扬理性与权利，却渐渐迷失于理性与道德的分离。左翼的极端个人解放和右翼的极端市场竞争，最终都导向了自由的流失。 然而历史一再证明，「自由」之火种不易熄灭。今天，加密技术的兴起为自由理念的重生提供了新的可能。它不仅是技术工具，更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想象：在数字时代重新定义权力边界，用代码构建信任，用算法实现自治。这种新型的自由实验融合了古典智慧与现代科技——既有古代共同体的参与精神，又有现代个人权利的保障；既有保守主义对自发秩序的信任，又有进步主义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在黑暗动荡的时代，自由的本质回归到一个根本问题：如何在技术权力日益膨胀的世界中，保持个人的自主性和尊严。密码朋克们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不是通过选票或街头，而是通过代码和算法，在数字空间中构建不可侵犯的个人领域。这或许是自由理念在21世纪最重要的实验：当传统的制度保障失效，技术本身成为了自由的最后防线。唯有不忘自由初衷、勇于创新实践，方能迎来自由理念的浴火重生。自由的故事，远未走到终章。 --- **参考资料：** - Deneen, Patrick J. _Why Liberalism Failed_. 2018. - Pluckrose, Helen & James Lindsay. _Cynical Theories_. 2020. - Jarvis, Craig. _Crypto Wars: The Fight for Privacy in the Digital Age_. 2020. - Assange, Julian. _Cypherpunks: Freedom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_. 2012. - Alexander, Bryan. "The Second Great Crypto War". 2013. - 辰路. 「自由之涵义的演化——现代自由与古代自由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