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間翻到一篇文章：《鲁迅作品的黑暗面》，收錄於書籍《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是對魯迅作品與人的分析評論，而且原則者是以英語寫作，本書為譯本，語言與觀點讀起來都饒有趣味。 對於魯迅的認識，尤其是在中國大陸，由於複雜的歷史和政治原因，雖然已經得到了充分的研究，觀點汗牛充棟，但卻幾乎是千人一面，落於窠臼。鮮少有將其不當作偶像膜拜，不當作偉人崇拜，也不當作普通人消費的論述。這樣客觀理性有觀點有洞見的文章，更是鳳毛麟角。 >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這段有名的話大多數人要麼覺得偏激嗤之以鼻，要麼覺得過癮並奉為圭臬。但作者卻提出了另一個角度：魯迅"原本無心寫作，成為作家幾乎是偶然"。一個本意要"行"而非"言"的人，最終卻以文字立身，"一生並沒有什麼可供人緬懷的壯舉，反倒是他所輕視的文學創作，成為他盛名的依傍"。其著名的遺囑：““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這種錯位本身就是一種深刻的悲劇——他或許是在"承認自己做人的失敗"，或許是"堅信人生有比寫作更可貴的事"，但無論如何，命運讓他成為了自己未曾想要成為的人。 "肩住了黑暗的閘門"——這個意象貫穿了魯迅的一生。但這黑暗的閘門究竟是什麼？文章指出，除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壓，還有他"自身不安的內心"。魯迅的"英雄姿態暗含著失敗"，他"自覺無力對抗黑暗，只能自我犧牲"。這種領悟讓他的作品"繞著一種哀情，也成為他天才的標誌"。豪俠終究要被千斤閘壓死（出自“隋唐演義”的傳奇故事），這是他早已知曉的結局。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種悲壯恰恰構成了魯迅精神世界的底色。 最讓人動容的就是魯迅內心的矛盾，以及這種矛盾性帶來的極度的複雜之美。他"對他所憎恨的事物還有好奇，還有不為人知的渴望與眷戀"。作為社會改革家，他"竟然對民間流傳的迷信思想懷有同情"，"對民俗故事的研究並非完全出於學術"。他描寫鬼魂時"滿懷愛意"，探索著"死亡的可怕與美麗"，"濃妝豔抹背後生與死的謎題"。他"承認生死的神秘，也從不否認這種神秘的威力，甚至他自己也會被生命中的黑暗力量所鎮服"。這種對黑暗的迷戀與對光明的追求同時存在，構成了魯迅精神世界的張力。他吹響號角，但"吹出的樂聲陰沉而譏諷，希望中透著絕望，是天堂的仙樂交織著地獄的悲鳴"。 魯迅"不能作為五四運動真正代表"，因為他代表的是"新與舊的掙扎，和超越歷史存在的更深層次的衝突"。相比之下，"五四運動的真正代表其實當屬胡適"，他立場明確，始終樂觀。而魯迅的"所見所想比他們更廣"——他看到"未來難掩其黑暗的一面"，也看到"舊中國的醜陋有迷人之處，但在魯迅眼裡卻始終面目可憎"。這種複雜性使得"魯迅面臨的問題遠比同代人更複雜、更壓抑"，但也因此"更能代表那個時代的問題、矛盾與不安"。他是"暮色裡的記錄者"，記錄著那些稍不注意便會消逝的鬼影、私語、異象與幻影。 在《野草》中，魯迅"向無意識的世界投去一瞥"。這些作品創作於1924至1925年間，正值世界現代主義文學的高峰期。但魯迅"未能以他對無意識的了解創作出一部巨著，或許是因為他的恐懼"——他全力掙扎，想要擺脫那些夢境。希望縱使虛無，終究甜過暗夜的夢。 魯迅"個人在艱難時期的微妙感情"，並未得到充分重視。人們記住了那個扛起黑暗閘門的英雄，卻忽略了他內心的掙扎與矛盾。他是個"喜怒無常的人，時悲時喜，時而古怪，時而憤怒"，而"目前魯迅的形象或許過分偏重他諷刺或先知的一面"。 作為小說家，魯迅"起勢極好，卻未能持續，這大概可算作現代中國文學的一個謎"。但在他留下的作品中，我們看到的是"滿懷鄉愁與無可奈何的憐憫，同時又透露出孤軍奮戰失敗的預感，在一片荒蕪破敗的景致下更顯悲涼"。 魯迅的悲劇在於，他既是革命者又是傳統的眷戀者，既憎恨黑暗又被黑暗吸引，既要救贖他人又深知自己的無力。他對"脫離社會環境的孤立人物別有感情"，或許因為他自己就是這樣一個孤獨的存在。 "中國就是魯迅要拯救的母親"，而他如同目連戲中下地獄的聖僧，要承受、洗刷母親的恥辱與罪孽。但他的救贖註定是悲劇性的——不是因為他失敗了，而是因為他太清楚地看到了光明背後的陰影，看到了新舊之間那無數深淺的灰。 在歷史的暮色中，魯迅選擇了最艱難的位置——既不能全然擁抱光明，也不能完全沉入黑暗。他肩住黑暗的閘門，不是為了迎來黎明，而是為了記錄這永恆的黃昏。這或許就是他真正的偉大之處——不是作為時代的號角，而是作為人性複雜與矛盾的見證者。